为分到“糖”吃，民进党派系内斗“刀刀见骨”******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吴薇 王琪】由蔡英文一手主导的“行政院”改组，在1月31日画上了句号，但民进党内部不同派系间的2024“卡位战”，或许才刚开始走向白热化。纵观新“内阁”的人事安排，最明显的就是“派系共治”和“派系平衡”，但即便几大派系能够“雨露均沾”，“政治分赃”依然是民进党内斗不变的主题。而不择手段的权力斗争，只会让岛内民众对民进党“只为权力，不为发展”越来越失望。

　　四大派系“都有糖吃”

　　先来看一下这次台“行政院”改组，各派系分到的位子：英系的陈建仁出任“行政院长”，“行政院副院长”是新潮流系、但与英系交好的郑文灿，属于“正国会”派系的前基隆市长林右昌出任“内政部长”。部会副首长层级，也基本上延续了该路线，像“涌言会”的阮昭雄出任“侨委会副委员长”，新潮流系的前台北市议员梁文杰任陆委会副主委。用台媒的话说，“各派系都有糖吃”。

　　上文提到的就是目前民进党内的四大派系。1986年该党创立之际，由在野政治人物与地方人士结合而成，各有其不同的政治理念，随后逐渐演变成派系。其中新潮流系的前身为1983年成立的“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可以说，“先有新潮流，后有民进党”。英系在2016年蔡英文当选后成立，以“小英之友会”为主体，代表人物包括陈建仁、高雄市长陈其迈等。“正国会”成立于十几年前，以“立法院长”游锡堃为代表，主要政客包括刚出任“内政部长”的林右昌等。“涌言会”于2016年由亲绿的三立电视董事长林昆海主导组成，俗称“海派”，以“立委”王定宇为代表。民进党还有一些小的派系，比如以前“行政院长”苏贞昌为首的苏系，代表人物是他的女儿、“立委”苏巧慧等。

　　各派系内部还有小的派系。前“立委”邱毅2月1日告诉《环球时报》，新潮流系内分为“南流”和“北流”，前者就是以赖清德为代表，“北流”是以郑文灿为代表，与蔡英文关系更为密切，而蔡英文也通过拉拢郑文灿制衡赖清德，分化南北流。此外，还有一些已消失的派系，像美丽岛系成立于1984年，以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许信良等人为代表，1996年后逐渐没落。

　　2006年7月，民进党全代会通过解散派系的提案，要求立即禁止以派系名义设立办公室、招募会员、收受会费、对外募款等，党职人员和公职人员任职期间应声明退出派系。台北驻日代表谢长廷成立的“福利国连线”就是在此时解散的。这份提案被视为冲着新潮流系而来，但该派系随即转到台面下，成立“台湾新社会智库”，继续培养接班梯队。

　　新潮流系不像英系等围绕特定核心人物，也不像其他派系只需缴纳一次会费，而是每个月依据职务缴纳固定费用，从助理幕僚的几百元新台币到“立委”、市长一个月上万元，这些钱成为其维系人员培养、选战布局的经费，也是其成为民进党实力最强派系的“秘诀”。“甚至比对敌人更狠”

　　民进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实行“派系共治”，各路人马不时结盟，分食“政治蛋糕”。像英系在2016年选举前势力较弱，因此选择与当时党内第二大派系“正国会”结盟。闽南师范大学两岸一家研究院名誉院长王建民2月1日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称，民进党内派系斗争是长期存在的一种政治文化，对权力分配至关重要，所以尽管陈水扁当年还废除派系，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派系存在发展的现实。他直言，“谈论派系，其实也是在谈论民进党内部的政治权力分配和斗争”。以2020年“立法院”为例，在民进党61席“立委”中，只有6人没有派系背景，新潮流系人马最多，有18人；其次是英系的14人；第三大派系“正国会”有9人。

　　“有必要这么急吗？”“4年前被你做掉，这次就是要把你做掉，不然要怎样！”2018年12月13日下午，大门深锁的台南市议会民进党党团办公室尽管不让媒体靠近，但办公室内的呛声、激烈的争吵声，仍然从门内传了出来。当天，台南市议会民进党党团甲级动员，讨论正副议长选举人选推举事宜，结果大家吵成一团，气氛火爆。最后，以时任副议长郭信良为首的非主流派7名议员愤怒地拂袖而去，走出会场时还不断痛骂“蛮干，太鸭霸了”。事后，郭信良与国民党、无党议员联盟结盟，经过两轮投票惊险当选议长。

　　为了分到“糖”吃，民进党各种党内选举往往杀到“刀刀见骨”，比这刺激的情况有很多，岛内媒体经常提起的就是2019年民进党党内初选，英系人马为了让蔡英文出线，操控网军大举攻击新潮流系的赖清德，逼得赖清德在记者会上不断“求饶”。

　　还有一些内斗是在台面下进行的。2021年3月，“涌言会”的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被爆多次出入同党美女发言人颜若芳的住处，疑有婚外情，两人都声称是房东与房客的关系。一时间，王定宇成了众矢之的。事后有媒体爆出，背后恐涉及民进党内派系斗争。前“立委”李俊毅称，有可能是新潮流系要保现任台南市长黄伟哲，而出手修理王定宇，这件事之后，王定宇要选台南市长大概就没机会了。一名匿名媒体人也在脸书粉专质疑王定宇的料是谁爆的。他说，一般这种婚外情被爆料绝大多数出自原配，但感觉王太太并不知情。联想到绯闻男女主角都是民进党的人，“除非自己人，否则很难获得相关信息；即使是媒体记者，若不是非常信任的自己人，也不会知道”，所以“爆料者只剩下一个可能，就是民进党自己人”。

　　王建民对《环球时报》记者回忆起苏贞昌和谢长廷当初争夺党内候选人的情景。他说，两人斗争非常激烈，相互辱骂，除了政治攻击外，用的一些污蔑性语言“前所未见”，甚至比对敌人更狠。再比如，赖清德曾被蔡英文网军“修理”，他这次出头后第一时间就清除了蔡的智囊洪耀福，“这才是赖清德复仇的开始”。不过邱毅提到，蔡英文掌握行政机器，控制情报单位，英系可以收集证据放给媒体曝光，并用财税调查吓阻企业金主金援赖清德。

　　本质就是“分赃”

　　“派系共治”被民进党视为赖以稳定的“基石”，陈水扁曾在接受采访时称，他担任党主席时就有解散派系的声音出现，也通过了提案，但“派系解散不了”。

　　不过，一些派系被认为“前景不妙”。一是苏系，以前苏贞昌还能靠“行政院长”的权位维持苏系，现在将面对后继无人的处境。二是英系，该派别高度依赖蔡英文个人，也最大程度地分享蔡英文带来的“政治红利”。一旦蔡英文2024年卸任，本就组织松散的英系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原来的不少成员为了各自的政治前途将纷纷改投新主，重新寻找政治靠山。所以蔡英文才会拉拢陈建仁入党，壮大英系力量，避免提前跛脚。

　　不择手段的权力斗争，只会让岛内民众对民进党“只为权力，不为发展”感到失望。王建民说，如果矛盾不能调解缓和，中间的浅绿选民肯定感到失望，抛弃民进党。联合新闻网1月30日称，“派系共治”向来是比较斯文的说法，其本质与“分赃”差别不大，蔡当局美其名曰要组成“战斗内阁”来迎战2024年选举，但从“阁员”名单看，“充其量不过是透过资源分配来安抚党内各山头，潜台词是谁也别想造反”。《中国时报》称，从去年“九合一”选举以来，民进党选情处于危急状态，派系抢资源肯定抢破头，稍有闪失就会打破派系平衡，蔡英文寻求表面平衡的布局，恐引发更糟的失衡，进而冲击2024年选情。

　　不过，民进党向来把冲突表面化。岛内政治学者赖岳谦2月1日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称，新潮流系虽然在民进党内占据主导地位，但是由于民进党的玩法，他们基本上不会赢者全拿，“是拿大块的，他们走分赃政治”，这也就是为什么民进党内部权力斗争很激烈，但大家都会留一条后路。蔡英文也曾在胜选后声称，“民进党可以竞争，但竞争结束了就是团结”。对于2024年选举，国民党仍要保持高度警惕。

中国式现代化将深刻影响世界******

　　【中共二十大的世界意义】

　　作者：章玉贵（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在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既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基础，也离不开持续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国际合作创造中国式现代化良好的国际环境。而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重要的投资来源国与消费市场之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然会对区域国家乃至全球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既有来自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红利的对外释放，也将对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与实现路径提供范式意义上的经验参照。而就加强国际发展合作、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意义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与深入发展，必将加快推动构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高质量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推动各国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全球发展新时代。

　　为全球现代化进程提供新范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现代化分为两个大阶段：第一阶段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阶段，第二阶段则是共产主义现代化阶段（含社会主义过渡阶段），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与总趋势，指明了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的科学道路与实现路径。

　　在人类现代化发展历史上，英国开启了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英国的工业革命在全球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马克思曾科学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在21世纪20年代的今天，全球公认的已完成工业化并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均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但是，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G7），不仅长期主导着人类现代化进程，而且形成了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式现代化”道路，本质上是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以及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其结果，不仅造成了资本主义本身无法解决的财富分配不平等和贫富差距扩大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还将本国的现代化尤其是资本扩张建立在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资源掠夺和剥削的基础上，更是当今世界不平等分工和南北差距扩大的最主要根源。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在其撰写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用翔实的数据证明，美西方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并预言资本主义财富不平等现象还将继续恶化下去。而美西方主导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尽管肩负着减少贫困、增进共同繁荣、促进全球货币合作，以及确保金融稳定与可持续增长等使命，但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质上都服务于美西方的根本利益，其成立70余年来在消除贫困和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方面的实际贡献与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期望存在着巨大差距。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改革与发展为全球现代化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研究样本和超大型验证支撑，关于这方面的深入研究与不懈探索，为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准备了基础性条件。从历史的发展逻辑来看，中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进而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整套能够解释自身发展与制度变迁的成熟现代化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凝聚全党、全国人民、海外华人以及国际有识人士的发展智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并付诸实践，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从各国现代化的内涵特征与相关评价指标体系来看，现代化意味着一国或地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以及个人生活等领域的全面进步与科学发展，而现代化的动力与支撑条件离不开技术进步、制度完善尤其是治理水平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对中国而言，要在超过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推进实现现代化，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更是一个重大实践课题。这意味着中国必须超越美西方国家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构建适配于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福利经济学，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牢牢掌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的主导权；必须始终坚持改革开放，深耕生产力发展与核心关键技术的自主可控，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高水平推进为世界提供范式借鉴并形成良性互动。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提高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能力体系建设过程中，成功走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因此形成了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核心思想的新发展理念。

　　将推动全球迈向繁荣共生之路

　　中国在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不仅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而且对地区乃至全球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溢出效应。

　　一方面，根据世界银行2022年10月发布的相关报告，2013年到2021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为6.6%，这一数字大大高于2.6%的同期世界平均增速，也高于3.7%的发展中经济体平均增速。2013年到2021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38.6%，而七国集团同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总和只有25.7%，这说明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另一方面，中国已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202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1788.2亿美元，连续十年位列全球前三。2021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2.79万亿美元，连续五年排名全球前三。此外，中国已同150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发展倡议。2013年至2021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达11万亿美元，中国对沿线国家累计直接投资达1613亿美元。2013年至2021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累计约1.08万亿美元，完成营业额7286亿美元，涵盖交通、电力等多个领域。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发起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将使沿线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通过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构建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投融资政策框架，加入双边或多边经济贸易协定，全方位推动了与亚洲和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金融、技术合作与人文交流；特别是通过牵头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设立丝路基金等开发性金融机构，不仅契合了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项目的投资需求，进而找到了政府与市场、商业融资与开发性融资的有机结合点；而且带动了新一轮产业与技术的匹配性转移，将中国的发展优势、现代化能力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需求紧密结合，从而奠定了“一带一路”成为广受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认可的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初步形成了中国携手周边与世界各国共同打造繁荣共生的现代化新局面。可以说，这是工业化以来，发达国家之外的经济力量首次作为公共产品的供给者承担起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和推进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任。这一进程将随着中国先后完成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及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不断释放新的更大发展红利，加快推动各国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全球发展新时代。届时，我国国家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将有更大提高，不仅将成为21世纪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积极主导力量，也将基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全球繁荣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6日 12版）